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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场没有“八仙”的葬礼:江西礼俗变迁背后的治理逻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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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在前面

  前些日子回了一趟老家,原因是堂兄在外打工时突发疾病,不幸去世,年仅42岁。他育有三个孩子,平日由嫂子留守照顾家庭,堂兄则常年在外务工养家。虽与村里人交往不多,但为人厚道,本分、吃苦、顾家是村里人对他的一致印象。这次回家,本是带着沉重的心情送他最后一程,却没想到目睹了一场与印象中截然不同的葬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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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:传统礼俗下的人情负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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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我来自江西宜春的一个小村庄,当地宗族氛围十分浓厚,几乎每个村、每个姓氏都有自己的祠堂。我们村更是如此,小组内就有一座祠堂(98%的村民都同姓)。对于村民们来说,祠堂不仅是宗族血缘的象征,也是红白喜事的重要举办场所。祠堂配备了厨房、锅灶、碗具、桌椅、卫生间等基础设施,空间宽敞,功能齐全。据我所知,祠堂的修建和设施的置办与维护,是由小组的理事会牵头,带领本小组宗亲集体筹资完成,是典型的“共治共建共享”的产物。

  在我们当地,丧礼讲究颇多。比如,按照旧俗,在外地去世的人一般不得进入祠堂设灵,尤其是没有年满六十岁的,会被认为是不吉利、不圆满。葬礼的操办时间一般是三到四天。在丧礼的后两天,东家通常会请祭司主持仪式,并安排中乐队、西乐队轮番吹奏,以“热闹”来表达“尽礼”。整个丧礼期间,族人亲戚会前来帮工,我们这里称之为“杂办”。为了表示感谢,东家通常会为每位“杂办”(无论男女老少)准备一条毛巾和香烟(若办三天即为三包烟一条毛巾),费用每人40元左右(通常会有30个左右的“杂办”)。这既是一种礼数,也是一种维系人情关系的方式。

  丧礼中最核心的角色之一,是“八仙”——也就是八位抬棺人。“八仙”的安排通常由理事会负责,按辈分和宗族支系轮派。一般情况下,被选中的族人不太好推辞,因为这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一种宗族义务。不过,在轮派“八仙”时,理事会通常也会照顾到“新手”。如果是第一次当“八仙”(我们这叫“发肩”),通常会被安排去抬六十岁以上自然去世的老人;若逝者年纪偏轻,则一般会安排经验较为丰富的族人。

  火化和公墓制度推行之前,“八仙”的职责主要包括挖墓穴、修墓碑、抬棺等。这活儿一方面费力,另一方面又是件讲究“体面”的事,所以东家一般都会重谢“八仙”,以示尊重。按照惯例,一位“八仙”的“标配”包括:一个200–300元的红包、一瓶酒、一包香烟、一双皮鞋、一条浴巾、两包点心,费用折合约为500元每人,8人就是4000元左右。这笔费用通常由逝者的女儿承担,并被视为一种“尽孝”方式。

   火化和公墓制度推行之后,“八仙”的职责也随之变化,不再需要花大力气去挖墓穴,扛棺也变成了抬骨灰盒,实际上的体力付出大大减少。从这个层面来说,八仙也就没有了继续存在的必要。然而现实中,这一做法并没有随之消失。许多村民仍然坚持“该请还得请”,一来是“老规矩不能轻易破”,二来也是出于对逝者的尊重和对“体面”的维护。在一些村民看来,少了“八仙”,不仅对不起亡人,也显得东家“不体面”。因此,“八仙”也就一直延续了下来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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掣肘:现实处境与传统礼俗的碰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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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堂兄的突然离世,不仅带来悲痛,也引发了传统礼俗与现实处境的激烈碰撞。许多“该怎么做”的地方,都变得“没法做”或者“做不起”。

  掣肘一:去世地点与进祠堂的禁忌。堂兄是在外地工作期间突发疾病去世的。按照老一辈的说法,“人在外死,魂难归宗”,尤其是年龄不过六十的,更被视为不能进祠堂设灵,否则有碍宗族清净、对祖先不敬。这种说法虽然并无明文规定,但在乡里乡亲眼里却有着很强的约束力。骨灰是否能进祠堂,一度成了族内反复商议的焦点。

  掣肘二:“八仙”难以成行。堂兄去世时年仅42岁,按规矩需要由“有经验”的人来抬。但问题是,村里像样的青壮年大多已经外出,留守的大多是老人或妇女,排出“八仙”已经非常不容易。再加上一些人也存在“抬不得”的心理负担,因此,选出合适的“八仙”也成为难题。

  掣肘三:家庭经济拮据与传统丧礼支出之间的矛盾。堂兄的去世未被认定为工伤,赔偿金十分有限,而家中尚有三个孩子在读书,最大的女儿也才刚上初三。在这样的情形下,若仍按照旧例一项不落地操办丧事,少说也得几万元(理事会的预算是4万元左右)。这对于一个刚刚失去经济支柱的家庭而言,无异于雪上加霜。

  这种“人情体面”背后,是一笔实实在在且难以承受的现实账。在这场葬礼的筹划中,大家一向遵循的传统礼俗开始显得有些不合时宜。不是不想办得周全,而是眼下的现实条件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:什么才是真正的体面?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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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局:宗族协商会议与理事会的担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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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真正推动这场葬礼走向“简办”的,是村里小组的红白理事会。理事会的两位核心成员——一位是掌管小组集体资产的爷爷,因为一向大公无私,深受村民信任;另一位是当地中学的一名教师,负责小组做账工作,也是最先提出丧事简办的人。考虑到传统丧葬礼俗在村里延续已久,贸然提出改革势必会面临不小阻力。因此,中学教师先私下征求了几位德高望重长辈的意见,得到的反馈大多是理解与支持。但仅有个别意见远远不够,要形成真正的共识,还需要经过更公开、更具代表性、有更多人参与的讨论。因此,他们一起召集了宗族内部各支系的主要长者和一些有代表性的村民,在祠堂里召开了一场意义重大的宗族协商会议。

  协商的第一个议题是“骨灰能不能进祠堂”理事会的一位成员率先表态:“堂侄是我们本宗本姓的人,为人老实本分,不管在哪里去世,都应该回来。”几位长者纷纷点头表示认同。有人接着补充道:现在在外打工是常态,难道以后出了事都不能回来了吗?这番话一出,旧有的禁忌在现实面前开始松动,“不能进祠堂”这个多年未动的不成文的旧规矩,就这样悄然翻过了新的一页。

  接着讨论的是是否保留“八仙”。出人意料的是,多数人对取消“八仙”表示了赞同。不商量不知道,一商量才知道,原来大家其实苦这种礼俗久矣大家你一言我一语,说的都是这些年红白喜事越办越讲排场、越办越吃力,“八仙”、杂办、烟酒礼,花钱不说,还得搭上人情和精力。有几位村民直言:“现在都火化了,“八仙”就是做个样子,没什么实际用处。要是能从这起开始慢慢减下来,未尝不是好事。”当然,对于取消“八仙”也不是毫无异议。有人觉得取消“八仙”动静太大,怕村里背后说闲话;也有人担心开了这个头,今后族里其他人如果不愿意跟进,那就就成了笑话了。

  对于这些顾虑,理事会的态度非常明确:不同意取消的,也不强求,但今后他家的红白喜事,理事会成员将不再参与张罗。这一表态看似温和但分量十足。在我们那,理事会很大程度上掌握着宗族内的“面子”和“人脉”,在红白事中(尤其是白事)有着不可替代的组织力和号召力。可以说,如果没有理事会出面协助,红白事将难以顺利进行。

  当谈到是否要取消杂办的香烟和毛巾时,会场一度陷入了短暂的沉默。这项习俗虽然花费不大,却是几十年来的“人情标配”,突然不发,多少让人感到不妥,甚至有人担心——没有烟和毛巾,大家还会不会愿意来帮忙?这时,中学教师主动发言:“毛巾和烟,说是酬谢,其实谁都知道这是礼尚往来的负担。想想这么多年的红白喜事办下来,家家户户毛巾早已堆成山了,而且真正抽烟的也不多,像现在这样不论男女老少都发烟,既不合适,也浪费,更何况这种浪费迟早也会轮到自家头上。”接着一位长者表示“大家都有父母,谁家都会有白事发生,这事儿归根到底其实也是在给自己省钱。”针对可能不来帮忙的疑虑,理事会的态度也非常明确:“谁要是因为这点小利就不肯来帮忙,那等他家有事时,大家也不用去帮忙,至少理事会的人不会去帮忙”。

最终,经过三个多小时协商,会议达成了几项重要共识,并在丧礼酒席上由理事会正式向全体族人宣告:

1.凡本祠堂成员,去世后皆可入宗祠设灵。

2.自本桩白事起,正式取消“八仙”,统一改由灵车将骨灰送往公墓安葬。

3.“杂办”遵循互助原则,不再赠送毛巾与香烟。

4.若今后国家政策发生重大调整(如恢复土葬),理事会将适时召开会议,重新商议应对方案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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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考:礼俗变迁背后的治理逻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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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这场没有“八仙”的葬礼,并不是一次偶然的“省事”,而是一次在现实条件驱动下,通过基层协商机制促成的丧葬习俗的局部调整。不是对传统习俗的简单否定,而是将仪式感从形式主义中抽离出来,使传统礼俗重新回归价值理性。这一变迁的背后,其实也蕴含着许多值得深入思考的基层治理逻辑。

  首先,这并非由上级政策推动的“自上而下”改革,而是一场在村庄内部自然生长出来的共识型变革。变革的推动者既不是行政力量,也不是哪个家庭的个体选择,而是由宗族理事会牵头、通过熟人网络发起的一场议事协商。正是这种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非正式制度安排,使得一些看似敏感领域的变革得以温和推进、稳妥落地。

  其次,变革的成功,并非因为某个人拍板要做“减法”,而是因为一次久违的公共讨论终于被摆上了桌面。过去乡村礼俗之所以长期难改,往往并非没人想改,而是缺乏一个说出来、商量开的机会。这次由理事会牵头、各支系长辈共同参与的协商会议,实质上为村庄内部提供了一个“打破沉默、表达真实想法”的场域。“原来大家苦之久矣”,不是突然冒出来的感慨,而是压在心底多年的想法终于有了出口。

  此外,理事会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,源于其长期扮演着一种介于制度规范与情感纽带之间的“乡土中介力量”它之所以有效,是因为背后有一种更强的“道义约束”在起作用——“你不来帮忙,别人也不会来帮你。” 这是典型的互惠性惩戒机制,也是熟人社会中让变革得以落地的重要“软约束”。

  当然,这也与国家近年来持续推进殡葬改革密切相关。随着土葬空间的压缩与公墓制度的普及,传统“抬棺入山”的习俗逐渐失去现实基础。当“实质工作”已不存在,“象征性程序”也就逐渐丧失了它的神圣性。

  最后,笔者还想说的是,这场看似普通的丧葬礼俗变迁,其实是对乡村人情逻辑、伦理边界、礼俗规范的的系统性回应。取消杂办”的“回礼”,实质上推动了村庄人情关系从“互惠”向“互助”转变,让出力回归情义取消“八仙”这一曾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仪式,一定程度上赋予了“孝道”与“体面”新的时代内涵——体面不在于排场,而在于是否尽心尽力;孝道不在于形式,而在于承担起应尽之责。“在外去世亦可入祠”的决定,更是将原本带有排斥性的宗族规则,重新引向了对血缘归属与现实情感的包容性认同。这一连串看似细微的变化,其实是村庄治理秩序的一次温和重构,将“不可更改”的老规矩,变成“可以商量”“可以创新”的新共识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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